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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:Peer Bork (1963–2026): pioneer of computational biology, architect of bioinformatics resources, and visionary microbiome researcher.
期刊:Bioinformatics Advances(影响因子 2.6) | PubMed | PMC 全文(含 PDF)

2026年1月16日,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(EMBL)发布讣告:该机构临时总干事、计算生物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Peer Bork 因自然原因去世,享年62岁。对于全球从事生物信息学、蛋白质结构预测、基因组注释以及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的科研人员而言,这不仅是一位同行的离去,更意味着一套支撑现代生命科学日常运转的“基础设施”失去了它的总设计师。
Bioinformatics Advances 刊发的纪念文章回顾了 Bork 从东柏林少年到 EMBL 掌门人的一生。他的工作横跨三个层面:在基础科学上,他揭示了蛋白质如同“乐高积木”般的模块化构造;在资源建设上,他打造了 SMART、STRING、eggNOG、iTOL 等被全球实验室每天使用的数据库与工具;在应用前沿上,他推动了“肠型”(enterotypes)等人体肠道菌群分型概念,并把视野扩展到全球海洋微生物组与“行星健康”。
在分子生物学早期,研究者往往一次只研究一个基因、一个蛋白。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 DNA 与蛋白质序列数据库迅速膨胀,生物学面临一个新问题:数据增长的速度远超人工解读的能力。谁能用计算方法从海量序列中提取规律,谁就能定义下一个时代的生物学范式。
Peer Bork 正是抓住这一窗口的人。他出生于1963年的东柏林,在冷战时期的东德长大。数学天赋让他进入精英学校,并在那里第一次接触编程——在一台占据整间屋子的苏联造大型计算机上写代码。后来他坦言,选择科学是因为“我向来好奇、习惯分析性思维,而在东德成长让我觉得科学是能较少受政治宣传影响、可以坚持事实的领域”。
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生物化学,1987年的毕业设计就已显出交叉学科本色:研究酶辅因子结合域如何演化,需要从当时刚起步的蛋白数据库中搜集序列、自己写模式匹配算法,并从碎片化数据中重建进化关系。这段经历奠定了他此后全部工作的底色——用计算回答生物学问题。
1988年,他师从理论生物物理学家 Jens Reich 攻读博士。Reich 本人一边领导研究组,一边是东德民主反对派的重要人物,长期受秘密警察监视。但 Reich 给予 Bork 的,是“不 micromanage(微观管理)、平等待人、在两德统一后研究所全员失业重聘时仍支持我”的导师风范。Bork 仅用18个月就在1990年拿到生物化学博士学位。
随后,EMBL 的 Chris Sander 在柏林墙倒塌前访问 Reich 小组时发现了 Bork 的才华,邀请他前往 EMBL。两人后来合作发表了约20篇论文。彼时正值计算生物学的黄金窗口:序列库在增长,但仍小到“一个研究者用对工具就能系统挖掘出生物学见解”。Bork 回忆:“一周左右就能得到足够发一篇好论文的结果,顺带还能通过读序列相关文献学到大量分子生物学。”
Bork 最早从酶结构域入手,很快意识到蛋白质并非各自为战的独立折叠单元,而是由一套有限的、保守的结构“词汇”拼装而成。他称之为“蛋白质功能构建块的模块化乐高原则”(the modular LEGO principle of building blocks for protein function)。
基于这一理念,他开始系统编录新鉴定出的蛋白结构域,并建立自己的数据库——这正是后来 SMART(Simple Modular Architecture Research Tool)的前身。1997年 SMART 正式上线,至今仍被积极维护,即将迎来30周年。研究者用它来分析任意蛋白的结构域架构。
在这一时期,Bork 与合作者鉴定或系统刻画了多个如今已是教科书内容的蛋白模块:
这些工作确立了一个重要范式:仅凭序列分析,就能预测蛋白功能、照亮细胞生物学机制。换言之,在实验结构解析之前,计算已经可以先“看见”功能模块。
文中唯一配图记录了 Bork 在2010年于根特举行的 ECCB 会议上做主题报告的场景——那是他作为领域领袖向同行阐述思想的典型瞬间。
如果说结构域发现奠定了 Bork 的科学声望,那么他建造的数据库与工具则真正渗透进了全球生物学的日常实践。与许多“发完论文就停更”的项目不同,Bork 深刻理解:数据库需要持续社区维护才有生命力。
他主导或共同主导的核心资源包括:
关键在于,这些资源并非孤立软件,而是由国际团队持续开发、彼此可互操作的“生态系统”,且许多负责人正是曾在 Bork 课题组受训的科学家。这种“培养人—建工具—反哺社区”的循环,是他留给领域最持久的遗产之一。
在方法哲学上,Bork 不预设假说,而是让数据引导方向。他倾向于进入方法尚未成型的新兴领域,随着领域成熟再转向下一个前沿。这种风格使他能在蛋白结构预测、基因组注释、网络生物学与微生物组之间自如穿梭。
2000年代中期起,Bork 把计算专长转向微生物群落。“我换过几次研究子领域,但在微生物组上卡了超过15年,主要聚焦人类肠道菌群,”他后来这样说。
2011年,他的团队在 Nature 报告:人类肠道微生物组可聚类为不同的群落类型——肠型(enterotypes),各自以不同优势细菌属为特征。这篇论文至今被引用近万次,重塑了学界对个体间肠道菌群差异的理解。但 Bork 本人对这一发现保持谦逊:“我们发现肠型时也很惊讶,因为无法真正解释它;尽管有海量假说,我认为至今仍没人能真正解释这个观察。”
他的视野远不止人类肠道:
在职业生涯后期,Bork 自2020年起任 EMBL 海德堡主任(科学活动),2025年3月起与 Ewan Birney 共同担任 EMBL 临时总干事/临时执行总干事。他还曾在海德堡大学、维尔茨堡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任荣誉教授,并获得多个荣誉博士学位。
Bork 的产出规模惊人:超过600篇论文,其中80余篇发表于 Nature、Science 或 Cell,总引用超46万次,h-index 高于280。他于2021年同时获得诺和诺德基金会 Novozymes 奖(500万丹麦克朗)与国际计算生物学会(ISCB)资深科学家成就奖;更早还获2009年英国皇家学会与法国科学院 Microsoft 奖、2008年 Nature 创意指导奖。
他是德国国家科学院 Leopoldina 院士(2014)、EMBO 成员(2000)、Academia Europaea 成员,并两度获得 ERC Advanced Investigator Grant。他联合创立了多家生物技术公司,包括 LION Bioscience、Cellzome(后被 GSK 收购)、Anadys Pharmaceuticals 与 biobyte solutions。
更重要的是育人:Bork 课题组是全球计算生物学者的训练营,超过50名昔日学生如今领导自己的课题组或担任教授。他的指导哲学源自 Reich 的熏陶——给予学生智识自由,同时帮他们把发现置于更广阔的科学语境中。
同行的回忆拼出一个立体的人:Samuel Chaffron 说 Bork “永远向前看、鼓舞人心,散发出有传染力的科学能量”;Sarah Teichmann 记得1999年博士外审时“三小时激烈辩论基因组与蛋白分析,他充满能量与强度”;Martin Beck 形容他“能把枯燥论文改得激动人心,也能用一个问题像抽掉纸牌屋一样推翻复杂提案”。
他爱世界各地的诗歌,喜欢 Michael Ondaatje 的《肉桂剥皮者》;会在 ISMB 会议期间溜去酒吧看世界杯决赛;是“骗子骰子”游戏的大师,也懂得如何办一场派对。正如 Madan Babu 所言,Bork 的科学思维独特之处在于:“他能把最微小的观察连接到最宏大的问题,并以谦逊、严谨和纯粹的发现之乐去做到。”
“Peer Bork 通过计算生物学影响了数代人——经由他发现的结构域、他建造的数据库、他协助开创的领域,以及他培养的科学家。”
对于今天依赖 SMART 查结构域、用 STRING 画互作网络、用 iTOL 美化进化树、引用“肠型”概念设计菌群研究的科研与临床工作者来说,Peer Bork 并未真正离开:他的基础设施仍在每一次分析后台运转,他的学生仍在各地延续着那份“让数据说话”的传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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